本文首先阐述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在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水平方面的重要性，接着详细论证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的科学技术进步，为深入探索复杂教育问题和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提供了必要条件，进而推动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其中包括定量研究方法的创新、定性研究方法的创新、技术驱动的研究方法创新以及混合研究方法的兴起等。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简要分析三个研究案例，展示了创新教育科学方法对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加速了教育的数智化跃迁进程，那些赋能教育的技术角色，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演进中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本文首先追溯了赋能教育的类智能体百年发展历程，剖析教学机器演变到智能学伴的数智化轨迹，及其扮演的多种虚拟角色；基于此，重点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教育智能体新发展，探讨智能体在教育实践中从单一走向多元，以多重分身代理学习中的角色，为未来教育创造无限可能的新趋势；最后，以此为基础讨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之下教育智能体从独立走向协同的模式转变，以及对学习系统的重塑，希望激发更多关于未来教育的前瞻性探讨。

该研究将出声思维法与大语言模型相结合，提出“认知回响”这一新方法，补充了传统的同步出声思维法，以解决数据采集干扰思维过程的局限性。研究设计了一种能够模拟不同学生认知过程的角色智能体，并基于学习情景的再现、学习经历的重构及上传，构建了一个智能体训练框架。与传统的提示工程方法相比，该框架通过真实学习记录生成虚拟学习经历，使不同智能体能够更加准确地模拟各类学生的认知反应。研究通过对少量数据的微调训练，验证了学生智能体在认知模拟方面的潜力。结果表明，各类学生智能体能够从存量学习数据中自主获取学习经验，并基于此提供有效思维报告。这一方法可应用基于模拟的决策和培训中，这将有助于降低教育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大模型与智能代理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大模型智能体成为教育领域中实现教与学提质增效的重要新工具。基于大模型智能体的功能定位差异，单一智能体虽然已能够针对各类教与学任务提供诸如内容生成、智能反馈与评估等支持，但单智能体的交互特点、功能属性具有较高同质性，在促进深层次认知发展方面存在一定局限。相比之下，多智能体能够通过模拟多种教育主体角色，提升学习互动的多样性和深度，进而实现更为个性化和深度的学习体验。鉴于智能体在学习过程中的应用主要依靠学习者自发性，为了保障学习活动的有效开展，本研究基于ARCS动机模型分别设计基于单智能体与多智能体的激励型学习活动方案，并面向英语阅读场景开展了准实验研究。实验结果发现：基于多智能体的激励型学习活动相较单智能体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在推理、评价与应用方面的学习成绩，具有更强的学习动机，且有效促进了其深层次认知发展，尤其是抽象与概括能力。研究证明了多智能体在支持学生深度学习中的价值，为未来进一步探讨多智能体在教育中的应用提供了借鉴。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而稳定中等收入群体，防范中等收入群体向下滑落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实证检验教育何以防范中等收入群体滑落。研究表明，教育能够有效防范中等收入群体向下滑落。机制分析发现，教育可通过提高家庭就业稳定性、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来防止滑落。异质性分析发现，教育防范中等偏下收入群体滑落的效用大于中等及中等偏上收入群体；接受高中及以上阶段教育能够更加有效地防范中等收入群体滑落；城乡之间则不具有明显差异。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在线教育对于防范中等收入群体滑落具有显著调节效应，特别是对于预测滑落概率为40%～70%的中等收入群体作用显著；非学历教育则不具有调节效应。为此，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以进一步提高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持续扩大高中优质资源并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智能时代AI大语言模型赋能在线教育变革创新；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为“稳中”提供制度性兜底。

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先导和基础工程，对教育强转化为科技强、人才强起着促进作用。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要求教育强国建设着力加强理工科博士的自主培养。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视角观之，当前我国理工科博士学位供给尚面临生产强度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基础学科占比较低影响了原创性科技突破、培养质量不高带来人才外流风险等挑战，与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尚有差距。建议以《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法律的发布为契机优化学位供给能力，顺应国际趋势将新增博士学位投放到理工科领域，加大基础学科学术学位供给力度，以科教协同、产教融合推动理工科博士培养质量提升。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本文通过纵向历史梳理与横向国际比较，发现我国基础教育学制历经百年演变，整体上呈现出从模仿到探索、再到稳定的演进脉络。国际比较显示，世界基础教育学制发展趋势包括缩短小学教育年限、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加强学段衔接、采取多轨并行、增加弹性学制，纳入职业预备阶段。当前，我国学制仍存在学制过度分段、义务教育时间未完全覆盖基础教育学制、学段衔接不足等问题。为破解这一困境，本文提出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应遵循四大原则：一是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三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四是顺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张实行“五五（二）”或“十（二）”学制，将基础教育缩短至十年，并将义务教育覆盖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在“五五”或“十年”的基础教育后，引入两年非强制性的弹性缓冲期，引导学生进行职业探索，以提高教育效率和质量，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随着高质量发展阶段下人口、经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结构性就业矛盾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本研究基于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本专科毕业生的专业兴趣匹配程度对就业匹配的影响，考察学习成绩、能力增值、对工作专业对口的重视程度的中介作用，并分学历和专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专业兴趣匹配能促进单位就业的本专科毕业生的专业匹配和学历匹配，并能提高能力使其达到甚至超过工作需求。学习成绩在专业兴趣匹配程度对专业匹配和能力匹配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能力增值在对学历匹配和能力匹配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专业对口重要性在对专业匹配、学历匹配和能力匹配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专业兴趣匹配有助于改善人文社科类专业毕业生的专业匹配和学历匹配，更能促进专科生的能力匹配。本研究从专业、兴趣、职业三者匹配视角为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匹配度、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提供了新的启示，对指导学生的高考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依赖于现代大学权力的合理构造。既有理论研究普遍认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现代大学权力的核心构成，这两类权力范畴可谓现代大学权力构造的基石，但是关于政治权力、民主权力、市场权力、教师权力、学生权力等类型是否构成现代大学权力的必要内容，却一直存在争议。在此基础之上，学界形成了“双重构造”“三维构造”“多元构造”等理论模式，但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宪法教义学的解释进路，现代大学权力构造在宪法层面具备正当性依据。通过对宪法文本中教育发展目标、受教育权、学术自由等重要条款的教义学阐释，可以推演出现代大学权力构造的三重规范内涵。依据功能定位对现代大学权力构造进行体系化展开，行政权力、教育权力、学术权力分别承载着政治性功能、社会性功能、自治性功能。